“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文/张昕

我认识一位爱迟到的姑娘。从上小学第一天，到工作后的第N年，她始终稳坐“迟到大王”宝座。

上学时，爹妈打骂，说她寡廉鲜耻，脸皮比城墙都厚；现在，爹妈会转发很多职场警句or人生忠告，告诉她细节决定成败，迟到的员工没有前途，余生必将在黯淡悔恨中度过。

然而，不管小时候挨了爹妈多少窝心脚，还是工作后被扣了多少全勤奖金，神也无法阻挡她想迟到的心。哪怕是今天起了个大早，她也一定会因为种种原因赶个晚集——打车没打到，化妆没化好，出门脚崴了，衣服勾破了……

一开始我也和所有人一样，只当她也是个不会守时，没有责任心的人。

但后来，我发现在她的人生面临的问题中，迟到真的算不上个事儿。

比这更严重的是：她焦虑，抑郁，敏感，易怒，有评价恐惧症、强迫症行为，还有极拧巴的亲子关系。

或者说，迟到只是一个表象，就像身体上的处处溃烂。看着触目惊心，但溃烂的脓疮本身却不是病，而是病症引起的白细胞对身体的自我保护。

于是我对她说，迟到算毛线，有枪毙的罪过吗？

我这么说，结果当然是被周围人批评了。迟到怎么不严重？面试迟到，你压根得不到工作机会；见客户迟到，可能影响一单生意；见领导迟到，造成的不良印象用几倍的优良表现都无法弥补……

你们说得都对。我自己是个很守时的人，也非常不喜欢人迟到。但为什么我还是要对她说——

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不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三遍）

因为，随着接触的深入，我发现，她开会、见客户、做活动、赶飞机——从来没有迟到过。

这就意味着，她明明可以做到不迟到。同时也指向一种可能性：问题并不出在迟到本身。

再后来我又发现，她也并不是不在乎自己迟到这件事情；相反，她对自己天天迟到的事感到非常困扰——她说，自己经常焦虑得整晚睡不着，上网搜索着避免迟到的小贴士直到后半夜，于是第二天毫无悬念地，起不来床了。

对于领导同事指出她爱迟到这件事，她也非常在意，尽管别人是出于善意的提醒，她的玻璃心却能立刻崩碎成渣，想到了父母言犹在耳“寡廉鲜耻”的训斥……

可以说她对迟到这件事的焦虑程度，甚至都超过了迟到本身对她的影响。而且，也不光是迟到，在她生活中，有各种方方面面的小事，都给她带来着同样的困扰。她每天活在自己是个loser的自责中，也活在对前途渺茫的恐惧中，却就是无法做到痛改前非。

她的这种迟到，几乎像是一种强迫行为。即使起得不晚，她也会因为各种原本可以避免的原因磨蹭到最后一刻——比如9点上班，路程1小时，算上堵车，只要7点30出门就完全可以避免迟到，但她却一点提前量也不会给自己留，宁可磨蹭到7点59分也绝不会出门，这样一旦在路上遇到堵车或其他突发状况，迟到就毫不意外了。

这听上去和“晚睡强迫症”又有点迷之相似。说是强迫症，说是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其实都是源于内心底对一件事情的排斥感，而这种排斥，可能自己都未曾察觉。

这位爱迟到小姐敞开心扉地对我说，类似的事情在她的成长经历中还有很多

——

鸡蛋剥得不光滑平整，被斥为“弱智”“小事都做不好”“让人瞧不起”；

屋子乱，是“不自爱”“邋遢”“没人愿意娶你”；

穿了吊带背心，是“有伤风化”“肥得像猪一样”“心思发野了”

……

但在父母痛斥的这些“罪状”中，没有一条是她改正了的，只要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她一边焦虑自责，一边却“屡教不改”。

于是我就在她每次像祥林嫂一般向我诉苦时，不厌其烦地告诉她——

鸡蛋剥得不平整又怎样？剥得好能竞选党委书记吗？

不会收拾屋子有什么？只要花几十块钱，钟点工就可以帮你做得又快又好，明明可以通过社会分工来解放自己，为何非要跟自己过不去？

穿吊带衫怎么了？够得上公共场合行为不检的罪名吗？会被检控吗？

……

有人反驳我：动手能力差，不整洁不自律，穿着明明不适合自己的着装，确实就是减分项呀。

是，你们说得都没错，但就如同迟到这件事一样，和她的心理问题比起来，这些减分项就真的都已经是不重要的小事了，心病先得用心药医，然后才谈得上其他后话。

“我长大后唯一改了的大概就是留指甲这件事。”她对我说。

小时候父母不许她留长指甲，见她指甲长了不剪，就会咬牙切齿地痛骂“恶心”“龌龊”“不像正经女孩”，甚至还因此揍过她。但她留了十八年的长指甲，几乎到了不挨揍不会去剪的地步。

转机出现在她上大学之后，她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同学，整洁、美丽、温和、成绩优异。据她形容“像阳光照进了我的生活一般”。

尽管那位女同学并不知道，可她却开始以女同学为榜样，模仿她的衣着，学着她整理书桌，跟着她去图书馆自习。有一天，这位女同学无意中说了一句“呀，你的指甲有点长哦”。从那天以后，她再也没有留过长指甲。

你看，就像她明明可以不迟到一样，她也明明可以做到不邋遢。

她其实并不是和长指甲难舍难分，也并没有被床封印，她只是太热爱反抗父母了。还记得每个叛逆期的孩子吗？尽管最后在父母的威压下不得不屈服，可是父母暴怒的表情，焦急的唠叨，对一个反抗中的孩子来说，简直是糖果一般的诱惑。

说白了，这又是一起由于亲子间长期无效甚至反效沟通造成的失败教育案例——孩子敏感+父母简单粗暴。对于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缺点，她本是一个中性的态度，却在父母的斥责中不断得到强化。她一方面将这些负面的童年经历延伸至成年后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在焦虑和迷茫中对反叛的快感欲罢不能。

父母咬牙切齿的模样，已经内化成她心底的自动思维，具体体现在：当有人从社会常理的角度去教育她迟到/邋遢的弊端时，她心中便会自动唤醒创伤体验，感受到强烈的羞辱。

她将说教者视作父母的投影，强权的化身，本能地对假想敌们产生排斥和抵触情绪，从而一再“屡教不改”。直到生活中正面榜样的出现，才触发了她自己从内部渴望改变的动力。一个是外部的压力，一个是内在的动力，驱动力不同，行为方式才会有所改变。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就提到了儿童期经历对成人人格的影响，同时他还提到了个体为了缓解焦虑感而采用的无意识对抗方式——如防御机制（记住，防御机制本身不是病理的，相反，它们在维持正常心理健康状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正常防御功能作用改变的结果可引起心理病理状态），即以某种歪曲现实的方式来保护自我，缓和或消除不安和痛苦。

防御机制中有一个类别叫攻击机制。迟到或其他坏习惯，是表达对父母不满的一种方式——即“你不许我干嘛，我偏要干嘛”。而在父母更强势的情况下，反抗意识就被压抑到了潜意识里——即“我也不想和你唱反调呀，但我就是做不好能咋办”。

当然，弗洛伊德在现代心理学中的地位两极化特别明显，其被诟病的主要问题在于，无意识/潜意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被很好地实证。

因此，后弗洛伊德主义的学者们开始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人格研究。其中，Erik Erikson#不是我口吃，他就叫这个名字#早期曾受到佛洛依德的女儿Anna Freud的影响，提出了个体发展的8阶段理论，认为在心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一种亟待完成的“任务”，成功完成任务可以增强自我力量，帮助人更好地适应环境，顺利地度过这一阶段，并且提升后续阶段任务完成的可能性。在青年期的重要任务就在于获得同一性，即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如果不能很好地获得同一性，就会产生“自我认识”与“他人对自己认识”之间的不一致性，导致的结果是，要么强烈对立，要么盲目顺从。

按照Erikson的理论，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够顺利度过一个阶段，那他就无法平稳地发展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比如爱迟到小姐，尽管已经步入成年，却还沉湎在青春期反抗父母的叛逆幻觉中无法自拔#

于是她在我的建议下和父母一起去看了心理医生。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告诉她（以及和她存在类似问题的相当一部分人），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因为，当她和她的父母终于都接受了“迟到等缺点并没有那么可怕且不可原谅”之后，她并没有变本加厉地成为一个迟到狂魔。反而，她的迟到情况，连同她的其他“恶习”一起大为改观了。

当然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是“迟到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一句话就有神奇的疗效，让她立马重获了焕然新生，这样未免太过唯心。

她的自我救赎，是一个持续了好多年的、中间来回反复的、相当长期的过程。在反复强调“相比情绪问题，这些小缺点真的不重要”之后，再加上自我调整，她终于肯摒弃自动化思维，与潜意识里所埋怨着的父母和解，与内心不肯成长的青春期叛逆少女和解。

解开心结，脱离心魔，像割掉毒瘤一般，让她真正从内心想要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才是她积极成长的真正原因。

作者 | 张昕，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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