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八上班啦！我们需要开工红包！| 红包到底有什么用？

上班啦！

开工啦！

老板有没有发微信红包鼓舞士气？

近些年来，微信红包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手段，频繁出现在我们现在的人际交往之中，过年这一特殊时期尤甚。微信官方发布的2018年春节期间微信数据报告称，今年春节共有7.68亿人选择使用微信红包传递新年祝福，收发红包总人数同比去年增加约10%。

不过呢，严格来说，正宗的春节红包只有家中长辈向幼辈发放压岁钱时所采用的用红纸包裹的礼物形式这一种。现在我们收发的红包大多出现在非亲属的社会关系之中，作为维护社会关系的一种交换形式。

——微信红包中“抢”的动作避开了传统红包中“以慈促孝”、“促进家庭关系”等等负担，在增添游戏性的同时使用户对这场“抢钱”游戏产生群体性麻痹。随机算法巧妙地避开了“包多少钱合适”的心理障碍，更让趣味性超越了功利性趋向。

因此，微信红包得以广泛传播。那么，除了让人心情好之外，红包到底还有什么用呢？

一、加深人际关系

人际交往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际关系中双方得到的报酬和付出的代价使得人际关系得以维护。即人际关系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建立在自我利益的基础上的，人们要选择最能使自己获益的他人，同时，为了得到收益又必须给予他人。

微信红包正是通过这种交换的方式持续进行，一个参与者在群里发了红包，会带动其他群友接连不断地发红包，每个人在发红包的同时也都抢到过红包。表面是一种金钱的交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增进了彼此的联系，带动了人际交流的持续性和新鲜性，是情感的一种交换。微信红包的突如其来瞬间唤起人们的参与意识。就算在吐槽或炫耀关于红包的话题的互动也无形中拉长了人们互动的时间和人际传播的频度，由此人际关系得以加深。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的一种人际关系理论认为，传统人际关系可以划分为两类：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产生于家人亲戚、同学、同事之间，因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有较多的互动沟通机会，彼此之间的关系亲密且有较强的情感维系，典型代表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

而弱关系是指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或是聊天过程中被人无意间提到的一个人，彼此之间平时没什么太多联系和交往，只是打过招呼或者聊过几句话，因此没有较强的情感维系在一起，彼此互动的机会也很少，比如餐馆的服务员，楼下的居委会大妈等。

而人际关系是需要维护的，否则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减弱，加深人际关系的办法，通常有两种：

1. 经历/合作：一起参与某个活动；

2. 沟通：借助文字、语音、视觉、物品等的沟通，比如寄送礼品、电话寒暄、邮件慰问等。

微信红包则是沟通的一种有效方法，并且其借助游戏化的物质奖励，可以迅速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它用实实在在的金钱代替客套和千篇一律的祝福，不仅加强了人际关系中的强关系，也改善了人际关系中的弱关系。

二、改善交流困顿

从手机媒体活跃于大众生活并逐渐夺取了广大用户多数的注意力资源的时期起，大众就生活在一种被新媒体绑架的窘迫中。很多人从之前媒体形容的“容器人”、“电视人”变为了“网络人”、“手机人”，大街上随处可见低头一族，很多时候一群人出去旅游也只是各自拿着手机上网。很多人逐渐疏于甚至是懒于交际，大众面临着一种现实人际传播的困顿。

尽管许多即时通讯社交软件弥补了一些人际交往的缺失，但并未起到本质上的转变作用，人们在微信里很难做到现实中的深交或是拥有牢固的感情基础。就算是各种朋友熟人建立的群组中，个体也很难找到明确的归属感。即使是一对一的人际交流有时也会因为话题的中断或联系的疏远而略显尴尬。还有各种资讯、游戏等在争抢人们的注意力——诸多原因导致人际传播的困顿越来越明显。

而红包则可以作为打通交流困顿的催化剂，努力重新搭建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微信红包以游戏的形态吸引了用户的眼球，使用户在游戏的外衣下实现了人际交往，唤起了人们内心沉寂的传播渴望。一来二去，人们增进了人际交流，重新回到了人际传播的轨道上来。

三、塑造平等人际关系

传统红包一般是长辈发给晚辈，讲究社会等级关系，有着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

而微信红包是基于微信现有的关系网进行发放，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可以向任何人发送红包，在一个微信群里，用户之间或许有辈分、职位高低之分，但是在“抢红包”的游戏里每个人都玩的不亦乐乎，传统的等级关系和人情世故被大大削弱了，有的只是参与游戏的热情，这使得原有的社会等级关系和人际关系在微信红包的发放中被重新界定了——重新界定平等的人际关系。与此同时，红包的祝福和关爱的本质没有变，因此对传统文化的归属和传承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有钱万事好

之前在小院的微信推送过，光是数钱就能镇痛（链接戳→数钱可以镇痛？——心理学家说：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红包里面包着钱，有钱谁不开心！

所以！

还不快让！

老板给你们发红包啊！

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要用马克思的辩证主义来看。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微信红包也不例外。

一、削弱了面对面的人际关系

除夕时捧着手机抢红包的场景你们一定见过。虚拟场景中的抢红包互动势必会忽略与家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与朋友在群里抢半天红包可能也不及面对面聊天来得亲昵。面对面交谈时的肢体语言会承载相当大的信息量，就算红包有着上述种种优点也无法弥补这些声调、表情、姿态等肢体语言的缺失。

这也是心理咨询一直强调要面询的原因，无论是网络或者电话的形式多方便，在过程中损失的那些语音语调、微不可见的表情和叹气、姿态和停顿等非语言信息，都至关重要，并且无可弥补。

微信红包在对人际传播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挤压了强关系网络的人际传播空间，从而影响了真正的人际交往的情感沟通。

二、缺乏人际关系的感情稳定性

现实人际传播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寄托、心理倾诉、利益关涉、寻求帮助等，我们也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才能真正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牢固稳定，这些都是微信平台在游戏形式或娱乐形态中很难找到的因素。

即使积极参与微信红包的个体活跃度很高，或者彼此就红包而展开的互动也较为频繁，但在实际人际交往中他们的接触频度却十分有限。

因为红包的游戏属性而扩大的关系网络，又很难对情感因素进行长时培养与稳固交流，因此红包的交流自然会缺乏人际关系的感情稳定性。

三、催化“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在后工业时代，人们被技术、电视等奴役，在娱乐的桎梏当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丧失了思考能力，甚至丧失了文化。而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在延续甚至更加疯狂，一边是躲在房间中不愿与人交流的“容器人”，一边是为了利益而疯狂开发新媒体的娱乐功用的商业人。

人们被绑架在网络游戏的时间多于对深阅读或人际传播的关照，或者是在网络信息洪流中找不到归属，娱乐化消解了历史的厚重感与现实的严肃感。微信红包以其浓郁的娱乐色彩再次成功地抓紧了用户的软肋。这样一来，多数群体更加忽视了人际传播的发展，甚至是对于自我的反省，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的思考。

当下的娱乐化情形已势不可挡，新闻娱乐化、文学艺术娱乐化、电视节目娱乐化，甚至充满着历史情怀的抗战剧也屡屡倾斜娱乐化。微信红包的加入无疑是一个助推因素，把更多人推到了娱乐化的中心地带，并更加膨胀。尤其是使用手机进行微信红包抢夺的用户多数是青年一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娱乐至上的信奉者，而微信红包恰恰在娱乐性与游戏的趣味性体验方面给足了快感。除了过年，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刻红包也逐渐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求人帮忙办事、讨好、哄女朋友甚至都会用上红包。

微信红包仅仅是一种娱乐符号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降温。但是，整个社会的全民的娱乐化倾向的发展态势却难以消退。

参考文献：

王欢, & 王苏君. (2016). 浅析微信红包对人际关系建构的影响. 东南传播(4), 64-67.

王瑞. (2015). 浅析微信红包对人际传播的积极影响与消极表现. 东南传播(7),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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