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心理咨询中心：我们的时代关于爱与意志的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于，尽管从前我们总是将其视为生活困境的解决之道，而如今其本身已成为问题。的确，在这个过渡的时期，爱与意志变得更为艰难，指导我们心灵航向的古老神话与象征已不复存在，焦虑已成为流行病；我们彼此相拥，尽力让自己感觉什么是爱；我们不敢选择，因为我们害怕一旦选择了一件事或一个人，我们就会失去另外一个。我们太害怕了，因此无法抓住机会。于是我们从根本上放弃了与之相连的情感与过程——而爱与意志首当其冲。个体被迫审视自己的内心，也被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这样的新问题所困扰。即：即使我知道自己是谁，我也无足轻重，我无法影响其他人。接下来便是冷漠，继之而来的则为暴力，因为没有人能够永远忍受因自己的无力而产生的麻木感。

爱作为生活困境的解决之道而被大肆宣扬，人们的自尊的提高或降低仰赖于是否得到爱。那些认为自己找到爱的人沉溺于自己是正人君子的想法，就如同从前加尔文教徒的财产被当作他们成为了上帝选民的确凿证据。而那些未能找到爱的人不仅或多或少有一种剥夺感，而且他们的内心更深处，受到伤害更严重的地方，他们的自尊被破坏，他们感到自己被贴上了新型贱民的标签。他们求助于精神治疗，诉说当他们凌晨醒来时，倒未必是感到特别孤独或不愉快，但他们深信他们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生活的大秘诀，并因此而备受折磨。而且一直以来，离婚率不断升高，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陈词滥调日渐增多，并且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许多人而言，性越来越容易得到，但却越来越失去其意义。这种“爱”即使是不完全虚幻的，也是极其飘忽不定的，于是一些新的左翼政治团体成员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正是被我们的保守的社会损害的。因此他们所倡导的改革有着这样明确的目的：建立一个“更有可能产生爱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之中，不难理解性爱——这一救赎之梯中最低级的人所共有的爱之表现形式就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性根植于人之生理需求的本性。我们似乎至少可以仰赖它给予我们一种爱的复制品，但性却也成为了西方人成败的评判标准和负担而非救赎。关于爱与性之技巧的书籍不断出版，虽然可能几周之内仍然很热销，但却不可信。因为虽然大多数人无法说清，但似乎已意识到我们将追求性技巧视为得到救赎的方式而对其狂热的程度已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所追求的救赎。慌不择路是人类古老而又是有讽刺意味的习惯，当我们失去了爱的价值与意义时，我们便会更执着于对性的研究、数据以及技术帮助。无论金赛调查马斯特斯?约翰逊的研究本身成败如何，它们都是一种文化的反应，在这种文化中，爱所包含的人的意义不断失去。爱被当成一种动力，一种推动我们的生活继续前进的力量。但我们时代的巨变表明现在这动力本身也值得怀疑，爱已成为它自身的问题。

因此，实际上，爱已变得自相矛盾，以致一些进行家庭研究的人总结道：“爱”不过是家庭中更强势的成员藉以控制其他成员的一个名义。罗纳德?兰恩断言，爱是暴力的面具。

意志可说也是同样的情形。我们从维多利亚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样的信念：生活中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理性地决定该做什么——如此，意志便作为“能力”，使得我们随时能够做出决断。而现在已不再是决定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决定如何做决定的问题。意志自身的基础本身已经成为疑问。

意志是种假象吗？自弗洛伊德始的许多心理学家正面的确如此：“意志力”和“自由意志”这样的词——在我们父辈的词汇中不可或缺——在现代的、时髦的讨论中已销声匿迹，或只是作为笑柄。人们去医师那里寻求他们失去的意志的替代品：学习如何获得“潜意识”来指导他们的生活，或学习最新的条件作用技巧来使得他们的行为得体，或使用药物来消除一些生存的动机，或学习最新的“情感宣泄法”。但却未意识到情感实质上不是能够争取到的东西，而是你使自己沉湎于某种生命状态之方式的副产品，但问题在于，他们为何要使用这样的状态？在对于意志的调查中，莱斯利?法勃断言在意志的失败中包含着我们时代的主要病症。我们这时代应该被称为“混乱意志的时代”。

身处这样一个激变时代，个体被驱回其自己的意识中。当爱与意志的根基已被动摇，并被完全破坏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被推到表面之下，并在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社会“无法言喻的集体意识”中搜寻爱与意志的根源。我们所使用的“根源”（source）一词与法语“源头”（source）同义，即水从中流出的最初源泉，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爱与意志产生的根源，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这些最基本的体验所必需的新形式，以使其在我们正步入的新时代切实可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追求，就如同每一个这样的探索，是一种对于道德的探求，因为我们正在寻求新时代道德得以建立的基础。每一个敏感的人都能感到他正处于斯蒂芬?迪达勒斯的境地：“我出发……在我灵魂的锻造场中锻造我族类尚未产生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