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有一个好习惯，喜欢将不相关的事情扯到一起，然后从中挖掘出道德内涵。例如，前一段时间出了两件喜事，一件是科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另一件是明星黄晓明和Angelababy结束爱情长跑，完成大婚。本来都是令人开心的事，却有好事者写文章，重弹“明星贡献不如科学家大，却受到过多关注，体现社会价值观失衡”的老调。

科学界和娱乐界领域不同，评判标准也不同，硬要将其放到一起比较，当然是无稽之谈。其实纵观古今中外，明星受到追捧才是一种常态。在美国，偶像歌手贾斯汀?比伯的青少年粉丝团体比裂帛（Beliebers）声势浩大，俨然已成为社会公害。再往前追溯1000多年，美男子潘安每次驾车出行，都会引发女粉丝的疯狂围堵，连老奶奶也不能免俗，大家一起往他车里扔果子，每次都能带回满满一车。

可见，疯狂追星并非当今社会的病症，而是古已有之。那么问题来了：人究竟为什么会追星？

追星的本质: 一种类社会关系

从关系类型来看，追星族和明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类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所谓类社会关系，顾名思义，与正常的社会关系类似，都是存在于两个人之间。不过，在这种关系里，双方的位置是不对等的。一方可能情深意重，投入巨大心力；有研究显示，如果偶像明星去世，粉丝可能会体验到类似于丧偶或丧亲的感受。但是，关系中的另一方却浑然不觉,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这种不对等性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在类社会关系中，作为追逐的一方，不用担心被拒绝的风险；毕竟，从根本上讲，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幻想，而幻想比现实更加可控。不过，这终究不是真正的关系，缺乏最关键的元素——互动性。一旦粉丝无法满足这种单向关系，想突破幻想与现实的界限，那么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多年前曾有轰动一时的案例，粉丝疯狂追星，一定要见到真人，最终逼得自己的父亲跳海自杀。

随着现代媒体工业的发展，包装明星的手法日趋成熟，其中一个常见的技巧，就是将追星这种类社会关系，伪装成真正的社会关系。例如，在真人秀节目中，我们围观明星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在模拟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展露“真性情”；在微博之类社交媒体上，明星随便聊聊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心情好可能还会翻牌子回复一下粉丝。这些发展似乎拉近了粉丝和明星的距离，让明星从一个符号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过，追星的本质没有变，仍然是一种类社会关系；毕竟，你认识他（她），他（她）不认识你。

为什么要追星

既然追星本质上是一种虚幻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仍然会沉浸其中，乐此不疲？首先，从现实的层面讲，追星作为一种类社会关系，虽然存在种种不足，却至少能部分满足我们对于社交关系和归属感的基本需求。如果一个人在现实关系中屡屡遭遇挫折，就更有可能将追星作为一种弥补的手段。

其次，追根溯源，在进化心理学领域，有人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追星是一种进化而来的本能。根据这种假说，明星崇拜实际上反映了对于社会中成功者的学习。在远古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崇拜追捧的对象可能是斩获颇丰的猎手；向这样的成功者学习，可以为自己带来生存优势，这种行为模式因此得以被选择。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依然会追捧成功者，不过成功的标志变成了财富、地位与名声；而明星在这几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自然可能成为追捧的对象。

小追怡情，大追伤身

那么，追星到底是好是坏？这取决于你陷得有多深。有研究者将明星崇拜按程度强弱划分成了三个等级。最弱的叫做“娱乐-社会性”（entertainment-social）追星，这种追星族会关注明星的动向，并将其作为聊天的谈资；不过，这种追星主要满足的是娱乐价值，不会有太多情感投入，甚至可以丰富追星者自己的社交生活。

中等程度的追星叫做“强烈-个人性”（intense-personal）追星，其特点是与明星建立起了强烈的（单方向的）情感联系，如认为对方是自己的灵魂伴侣，甚至可能有恋爱幻想。追星到这个程度，负面影响就开始显现出来，比如抑郁和焦虑水平较高，身心健康状况较差。

程度最强的叫“边缘-病态性”（ Borderline-pathological）追星。顾名思义，这种程度的追星已经进入了病理学的范畴，会出现许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和念头，比如愿意花重金购买一张偶像明星用过的纸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