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肉体的死亡会毁掉人，但死亡的观念却能拯救人。

罗伯特·杰伊·利夫谈到几种人类试图获得象征性永生的模式：

（1）生物学模式——通过子孙后代、通过无穷无尽的血缘连接而活下去；

（2）神学模式——在一个与此间不同的更高等的存在层面活下去；

（3）创造性模式——通过个人作品及其创造性的长久影响力，或是通过对他人的影响而活下去；

（4）永恒自然的主题——通过与支配生命的自然力重新连结而活下去；

（5）超验的模式——在一种非常热切，以至于时间和死亡都不复存在的状态中，通过“忘我”而活在“持续的当下。”

由于焦虑问题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而弗洛伊德又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大胆的改变基本理论，这就难怪他关于焦虑的说法有很多不同版本，时而又互相冲突。有两项基本的焦虑起源一直保留下来：丧失母亲（遗弃与分离焦虑）和丧失阴茎（阉割焦虑）。其他主要来源包括超我或道德焦虑、自我毁灭倾向的恐惧以及“自我”解体的恐惧（被内心中的黑暗、非理性的暗夜力量所湮没）。他主要强调的还是遗弃和阉割。这两个心灵中喧嚣的顽童会以经常变换的伪装，在清醒的生活中不断折磨我们，并在睡梦中为两个常见的梦魇——从高处坠落与被人追赶——提供燃料。他认为阉割和分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丧失——丧失爱，丧失与母亲结合的能力。

工作狂发狂般地与时间争战，可能预示着强烈的死亡恐惧。

工作狂对待时间的方式恰似即将面临死亡一样，急匆匆地想尽可能多地完成些事情。

“内控者”有内在的控制点，感觉他们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外控者”认为控制点在外部，他们在自身之外寻找答案、支持及指导。

内控者倾向于更独立、更有成就、政治上更为积极、有更强的个人权利感。外控者更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比较容易成为吸烟者或是在赌博中冒险，在成就、支配和忍耐力方面得分较低，在渴望得到他人的援助和自卑感方面得分较高。

外控分数较高的人更容易感到能力不足；更为焦虑、敌对、疲乏、烦恼、抑郁，缺少活力和弹性。严重的精神病人大多是外控者。

死亡是一种边界处境。边界处境是指一个事件、一个紧急的体验，迫使人面对自己存在于世的“处境”。面对个人的死亡是一种极端的边界处境，其力量足以使人的生活方式发生极大的转变。死亡的觉醒使人们脱离对琐事的关心，为生命提供深入、强烈而完全不同的观点。

无根感常常用来描述觉察到责任时的主观体验。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将无根感带来的焦虑称为“焦虑的底端”，也就是最根本的焦虑，它要比死亡焦虑切入的更深。

弗洛姆告诉我们，逃避自由的愿望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会尽力逃避责任、拥抱权威，甚至会假装承担责任，如果权威这样要求我们。

存在主义的项目下包括如下五个条目：

1.     意识到生命有时是不公平的。

2.     意识到人生终究难于逃避某些痛苦，也无法逃避死亡。

3.     意识到我和别人无论如何亲近，终究仍是要孤独的面对生命。

4.     直面生和死的基本问题，更诚实的生活，较少陷入琐碎的事务中。

5.     学会不论从别人那里得到多少支持和指导，必须承担对自己生活的最终责任。

人负疚感的强烈程度，等同于人对于自身、对于自身世界的责任感。

海德格尔、蒂利希、马斯洛和罗洛.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致的回答“通过内疚！通过焦虑！通过良心的呼唤！”他们一致同意存在的内疚具有积极、建设性的作用，可以引导个体回归自我。当病人告诉霍妮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她常常简单的反问道：“你有没有想到问问自己？”在存在的核心之处，认识自己。

我认为临床工作者会遇到三种不同的孤独：人际孤独、心理孤独和存在孤独。

人际孤独就是通常人们感受到的寂寞，意指与他人分离。

心理孤独是指人把自己内心分割成不同部分的过程。弗洛伊德用“隔离”来描述一种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在强迫型神经症的个体身上格外明显。

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共生融合与分离的问题。

弗洛姆认为，人类最根本的关怀是存在孤独，对孤独的觉察是“所有焦虑的来源”。我们主要的心理任务就是克服分离感。

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把病人带到能够做出自由选择的境地。

最根本的问题：需要意义的个体如何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找到意义？

人类掌握意义就可以带来一种掌控感。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记得这个目标是自己创造的，那它并不能有效地减轻不安感。相信意义本来就存在在那里，而人只是“发现”了意义，这会让人安慰的多。

不可能有永无止境的进步，对某件事情的愿望也不可能总需要理由，有些事情本身就是愿望的理由，因为它符合人的情感。

没有人能够一直实现目的，一直有所创造。没有人可以接连不断地获得成功。正确的方向是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而非目的的达成；不是走入旅馆，而是走向旅馆。

生命只是存在着，我们则恰好被投入其中。生命不需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