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洛梅：神经症患者是“不成功的艺术家”

文/罗洛梅

图/文森特·梵高

本文摘自《爱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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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患者表达了并且生活在文化中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倾向中。神经症患者或我们称之为性格病态的人，其特征为文化中的防御手段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或多或少地也意识到了这种状况，神经症患者或“性格病态”的人是那些问题严重到无法以文化中的正常方式生活的人。

我们的病人无法或不会去适应社会，反过来，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一个或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导致的：首先，患者生活中创伤性的或不幸的生活经历使他较一般人更敏感，更无能为力忍受或控制其焦虑情绪。其次，他可能较常人有更多的独创性和潜力促使其进行表达，如遇阻挡便发病。

人们常常认为艺术家与神经症二者之间有着神秘的关联，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可使我们对这种看法有完全的理解。神经症患者与艺术家都对其社会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深处进行表达并生活在那里。

艺术家是主动行动，将其经历与其同伴交流。而神经症患者则是消极对待，在经历其文化中同样的潜在意义与矛盾时，他无法将其经历形成可与自己或其同伴交流的意义。

艺术家与神经症患者都有着预言的作用。由于艺术是来自无意识层面的交流，它对我们而言代表了这样一种人的形象——他们由于敏锐的意识，而生活在其社会的边疆，也就是说，他们的一只脚跨入了未来。

同样地，我们发现在这些冲突整体地、有意识地在社会中体现出来之前，艺术家就已将其表达出来。用庞德的话说，艺术家是“人类的触角”，他以只有他能够创造出来的形式生活在意识的深处，这是他在与其世界斗争并形成其世界时在其自己的存在中所体验到的深度。

我们同时代的画家、剧作家以及其他艺术家所呈现出的世界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他们呈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爱与意志的任务变得特别困难。在这个世界里，大量先进的通信手段将我们包围，对我们狂轰滥炸，而实际上个人的交流却极其困难和罕见——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被破坏了的世界中。当收音机、电视机和电话越来越多地进入家庭之后，我们的存在却变得越来越孤独。

尤奈斯库在他的《秃头歌女》中，有这样一场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碰巧相遇，很礼貌地交谈，他们在交谈中发现那天早上两个人都是从纽黑文乘10点钟的火车去纽约，令人惊奇的是两人的住址都是第五大街的同一座楼。哟，你瞧！两人还住同一套公寓，并且都有个七岁的女儿呢，最后他们惊愕地发现他们原来是夫妻呀！

在通过艺术理解我们的世界时，还表现了我们避免科技导致的非人性化结果，精神分裂的特征在于既要面对丧失了个性的世界，同时又拒绝被它剥夺个性，因为艺术家发现了我们意识的更深层面，在这个层面我们能够参与到表层之下的人类体验与本性中来。这在梵·高身上表现得更为清晰，他的精神错乱与其奋力挣扎欲将其感受诉之于画不无关联。或如毕加索，尽管看似辉煌，却洞悉了我们现代社会的精神分裂的特征。我们从起作品《格尔尼卡》中支离破碎的公牛、肢体断裂的村民，以及他的一副以数字标号而非词语命名的画作里，有着错位的眼睛与变形的耳朵的人物肖像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无怪乎罗伯特·马瑟韦尔评论道，这是第一个艺术家没有群体的时代，他现在就如我们大家一样，只做自己。

艺术家呈现了支离破碎的人类形象，但却在将其转化为艺术的行为中超越了它。正是其创造性行为赋予了虚无和疏离以及现代人的状态的其他因素以意义，我们可再次引用梅洛·庞蒂关于塞尚精神分裂性格的评述：“因此这种疾病便不会造成不可避免的精神错乱，而成为了人类存在的普遍的可能性。”

神经症患者与艺术家都生活在人类的无意识中，两者都向我们揭示了其后会在社会中普遍出现的现象。神经症患者会感到来自其虚无、疏离等体验的同样的冲突，但他无法赋予他们有意义的形式：一方面，他无力将这些冲突转化为创造性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又无力否认它们的存在。他们被卡在两者间无法脱身，如奥托·兰克所说，神经症患者是“不成功的艺术家”，是那种无法将冲突转化为艺术的艺术家。

承认这一事实不仅使我们作为创造性的人而得到自由，它也是我们人类自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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