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时间

文/弗洛伊德

本文摘自《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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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初始的要点是关于时间和费用的设置。

谈到时间,我严格地坚持确定的一个小时原则。每个病人被分配到我可用的工作日的每个小时;它属于他,并且他有责任使用它,即使他不利用它。这个安排,似乎看起来像社会中一个音乐或者语言老师课堂的安排,可能对医生太严格,或者甚至和这个职业不匹配。有些人会认为,可能会有很多偶然事件,阻止病人在每天同一时间参加治疗,或者长程治疗中可能会有一些躯体症状或者疾病出现。

但是我的答案是:没有其他可实践的方式。在一个不严格的制度下,偶然的缺席变得更多;然而当这个安排得到坚持,结果显示偶然的受阻再也没有发生,期间的疾病也极少发生。

分析家将再也不会因为处在一个享受空闲而病人付费的位置上而感到羞愧了;而且,他发现治疗的打断总是发生在分析工作在内容上最丰富和重要的时刻,那么他就可以享受这种打断的痛苦和迷惑的经验,而不用为此而感到羞愧了。

对于坚持按小时收费有一些年头的有经验的分析家来说,他会发现在人类生活中的精神性因素是如此重要。有时病人有确信的器质性疾病,但他仍出于对心理的兴趣而来做治疗。这时我会打断治疗,让病人自由的处理时间,同时只要病人恢复,我将为病人继续治疗。

我每周工作六天,除了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对于轻微的个案或者已经发展较好的持续治疗的个案,一周三次的治疗应该足够了。任何越过这个严格限制的时间都会给病人或者医生带来不利;分析的初期更是确定无疑的。即使是短期的打断也会产生微小的、不确定的影响。经过周末的休息之后,我们过去经常说“周一的面包屑”。当工作的频率较低时,我们就冒着不能够跟随病人现实生活的危险,治疗就失去跟当前生活的联系,并且被迫进入其他渠道的治疗。偶然的,有些病人必须给更多的时间(超过平均每天一小时),因为在他们开口说话和进行交流之前,一小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已经度过了。

病人通常会在初期询问:“治疗需要多长时间?我的问题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如果医生已经打算尝试性的进行几周的治疗,他就要避免给出这个问题直接的答案,通过允诺在尝试治疗的后期给出更可靠的答案。

我们的答案就好像哲学家在伊索寓言中给徒步旅行者给出的答案一样。当徒步旅行者询问前方还有多远,哲学家仅仅回答:“继续走!而过后,他解释道,要知道多久能够到达,必须知道你的步子是多大。权宜之计帮助他度过第一个困难;但是这个对比并不是很好,因为神经症很容易改变它的节奏而变得非常缓慢。事实上,对于治疗时间多久的问题,几乎不可能回答。

由于病人缺乏洞见以及医生的不坦率导致了病人对分析怀有这样的期待: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无限的要求。举个例子,让我从最近几天收到的信中介绍一些细节:

一个53岁的俄国女人,23年前她的疾病开始,而最近十年她不能做任何的工作。很多治疗神经症的机构对她的治疗都没有成功,不能帮助她过积极的生活。她阅读过精神分析的一些著作,她希望能通过精神分析帮助她治疗,但是她的治疗已经花费了她家庭很多钱,她不能来维也纳进行治疗超过六周或两个月。另一个困难是,她希望从一开始就只通过书写“解释”自己,因为对她的情结的任何讨论都会引发她情感的暴露,或者让她暂时的不能说话。

没有人会希望一个人能使用两根手指就拿起一张桌子,就好像它是光做的一样;或者希望及时建筑一间大房子,但是却只用建筑一所小木棚的时间。但是一旦这成为神经症的问题——这似乎看起来放在人类思想中的某个合适的位置是那么遥远——即使是聪明的人也忘记了必要的条件,需要时间、劳作和持久性。顺便提一句,这是一个最容易忽视但却可理解的结果,它在神经症的病原学中如此盛行。多亏了这个忽视,神经症被认为是一种“来自远方的少女”、“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所以他们期待有一天她会消失。

一般而言,精神分析总是一个长期的事务,半年或一整年——长到超出病人的期望。因此,我们在病人决定接受精神分析之前告诉他们这个。我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更加坦诚,不要在一开始就尝试着吓跑病人,而要在一开始将病人的注意引向分析治疗所涉及到的困难和牺牲——这当然也会更加有效。事先告诉分析长度但不要吓跑对方,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对病人的选择。被这些信息所劝阻的病人后来将会表现出自己不适合。分析开始之前应该允许这个选择。

缩短分析时间是合理的愿望,它可能会沿着多条路线实现。但不幸的是,心理的深度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当病人因面对分析时间花费较大而感到困难时,他们就会频繁的打算提出一种方式来脱离长期的分析。他们划分疾病,并且将某些描述为难以忍受的,而其他的是次要的,他们会说:“如果你让我从这个疾病(如头痛、特别的恐惧)中缓解,那么其他的我会自己在日常中处理。”然而,在做这个时,他们过高估计了分析的选择力量。分析家当然能够处理很多,但是他们不能事先精确的决定结果产生的效果。他要在过程中分析,也就是解除压抑。他可以监控这个过程,进一步,移除障碍,而且毋庸置疑的可以消解它。但是,整体上,一旦开始,分析就进入自己的道路,它不允许设定的方向和指示的设定程序。

分析家对疾病症状的处理能力就好比是男人的性能力。一个男人,确实可以造出一整个孩子,但是即使是最强壮的男人也不能在女性的器官中仅仅造出一个头、胳膊或者腿;他甚至不能规定孩子的性别。他仅仅只能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中起到一部分交互的作用,由发生在过去遥远的时间的事件决定,而以孩子与母亲的分离结束。神经症也有有机体的这一特征。它的成分相互间也不是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互相支持。

病人按照自己的愿望,从一个不可忍受的症状中缓解,可能容易的发现某个症状之前被忽略了,但是现在增长了,变得不可忍受。分析家绝不希望将治疗的成功归于建议的结果,他们会节制的使用对结果造成选择性影响的方式,虽然这些方式对他是开放的。对他而言,最受欢迎的病人是,要求获得完全的健康,仅就他可以获得的程度而言,并且他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花费在必要的分析工作中。当然,这些有利的条件仅仅在极少的个案中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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