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洛·梅

本文摘自《自由与命运》

图/Mary Robinson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心理治疗这个奇特的行业在美国如此古怪地萌发起来，自由所面临的同样的危机也存在于心理治疗中。当我们询问：治疗的目标是什么？此时，就能最清楚地看到这种危机。

答案当然是帮助人。而且，这个独特的目的随着这个人遭受痛苦的特殊状况的不同而不同。但是，作为这个从心理上帮助人的专业，其发展之基础的总体目标是什么呢？

几十年前，心理健康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心理健康就是没有焦虑。但是这个格言很快就受到了怀疑。在一个有氢弹与核辐射的世界上能没有焦虑吗？在一个你走在大街上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的世界上能没有焦虑吗？在一个三分之二的人营养不良或挨俄的世界上能没有焦虑吗？

心理健康运动强调健康的定义是“没有焦虑的自由”(freedom from anxiety)。但是，当人们发现这在一般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时候，人们便假设，获得这种“自由”的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通过酒精和镇静剂药物。

再者，如果我们确实获得了免除所有焦虑的自由，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丧失了为生命和纯粹的生存所必需的最有建设意义的刺激物。在经历了许多我称之为成功的心理治疗时段之后，来访者离开时带有比他进来时更多的焦虑；只不过现在焦虑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潜意识的，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

心理健康的定义必须改变，要过没有破坏性焦虑的生活，而且要过有正常焦虑的生活，把它作为一种生机活力存在的刺激物，一种能量的来源，以及生活的推动力量。

适应是治疗的目的吗——也就是说，治疗能帮助人们适应他们的社会吗？把适应作为治疗的目的就意味着，治疗者是这个社会的心理警察，一种我，作为一个人，从内心感到厌恶的角色。自从劳伦斯·弗兰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下了《社会是病人》这个主题以来，我们许多人都很想知道，究竟谁是精神病患者——是这个主题所赋予的人，还是这个社会本身？

治疗师的目的就是给人以援救和安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使用药物可能会更有效和更经济。

治疗师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感到幸福吗？是在一个同时萌发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世界上的幸福吗？这种幸福只能以压抑和否认太多的生活事实为代价而获得，这一否认直接与我们大多数人所相信的所谓心理健康的最佳状态相抵触。

我认为，心理治疗的目的是使人获得自由。尽可能地使人免除症状，无论是像溃疡这样的生理症状还是像严重羞怯这种心理症状。要尽可能地使人免除成为工作狂的强迫行为，免除他们从儿童早期就习得的习惯性无助行为，或没完没了地选择异性伴侣，而这些异性伴侣会引起持续的不快和持续的惩罚。

但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治疗者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自由地觉知和体验到他们的潜在价值。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过，心理问题就像是发烧；它表明，在这个人的内部结构出了问题，并且正在经历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这反过来又向我们证明某种其他行为方式也有可能行得通。

我们的旧的思维方式——即尽可能快地把问题消除掉——忽略了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即这些问题是生活的一个正常的方面，是人类创造性的基础。无论一个人是在建构事物还是重构自己，情况都确实如此。这些问题就是尚未得到使用的内在潜能的外部标志。

人们来找治疗者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内心已经受到控制并渴望能获得自由。关键的问题是：那种自由是怎样获得的？当然不可能像施魔法一样，不可思议地驱走所有的冲突。

当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一位28岁的妇女来找我，让我把她介绍给一位治疗师。她的问题是，她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她很聪明而且开朗，人们会认为，她会在商界获得成功。她曾有过一份行政秘书的好工作，在一个她很喜欢和受到信任的组织中和一些很有趣的人在一起，她的工作也做得很好。

但由于某个她也无法理解的原因，她恨这份工作，这种憎恨使她神经极度紧张，非常痛苦，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她辞去了这份工作，应聘到一所大学，但她厌恶研究工作，于是就被辞退了。

原来，她父亲是个经理，在家庭生活中极其独裁专制，大吵大嚷并咒骂她柔弱的母亲。这位将要成为病人的人所处的困境以及彻底地剥夺了其自由的症结就是，她的父亲是她所具有的唯一的有力量的形象，尽管她很恨他，但她实际上却认同他。

于是，这种两难困境就是，她认同的人恰恰是她觉得愤恨的人，那么她又怎么能够不痛恨她的行政工作呢？但是，既然她认同父亲的成功、成就、力量和生活的乐趣，那么任何其他工作都不可能使她感兴趣。其结果就是，她要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全都受到了阻碍。

当一个人失去其自由时，在他身上便发展出一种冷漠，就像奴隶制下的黑人，或在20世纪的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一样。这样，他们联结其伙伴及自己本性的力量就相对地减弱。

与克尔凯郭尔一样，我们也把神经症和精神病界定为缺乏交流、封闭、不能参与他人的感受或思想，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已。由于对自已命运的盲目，这个人的自由也就被缩减了。通过心理障碍这些状态的存在证明了人类自由的这种基本性质——如果你把它拿走，你就会使受害者一方发生彻底的崩渍。

神经症症状就是宣布放弃自由的一些方式，例如弗洛伊德的一个早期病人当她爱上她姐姐的丈夫时她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其表现出的形成了的心固性腿部瘫痪。

症状其实就是把一个人必须应对的世界范围压缩到一个人能够应对的范围内的一些方式。这些症状可能是暂时的，就像一个人患了感冒，在家里待上几天不上班，就能够暂时地缩减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的世界。

但这些症状可能会深深地置身于早期经验中，如果没有受到注意，它们就会在这个人的整个生活中把其潜能的很大一部分都封闭起来。这些症状表明，一个人的自由和一个人的命运之间的交互作用出现了故障。

这就使我们形成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自由的一种十足的滥用：为了改变本身而改变，或者为了逃避现实而发生改变。

诸如此类的考虑需要我们赶快确定我们的目的，重新发现个人自由的意义。现代人普遍渴望获得某种指导，以便使生活不至于悄然而逝。许多人都感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某种东西失去了，使他们无法发现自己在寻找什么，或许甚至也无从知晓他们在寻找什么。

心理治疗生长出来数量无限的分支——精神分析、团体心理治疗，甚至各种形式的咨询——这棵大树的根部当然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弗洛伊德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就不会有这些激增的古怪的治疗方法，但他们中有许多人宣称是反对弗洛伊德的。

正如托尔斯泰( Tolstoy)的片面论点所言，是伟人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在许多紧急关头创造了伟人。有些人会受到呼唤，成为历史所要求的时代潮流的先锋。因此，如果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了精神分析，那么，也会有人以相同的名称把它创造出来。

心理治疗所有流派的出现是对很多人失去了内心停泊的港湾的一种反应。这是我们文化中自由的崩溃，是我们的文化遗传下来的应对自由和命运的方式失败的症状表现。因此，弗洛伊德的研究出现在当个人的内在自由在现代性的大动荡中几乎丧失殆尽的时代，这并非偶然。

对人类命运的混淆和对个人自由的混淆是相伴出现的，只要能够得到解决，它们就将一起得到解决。

精神分析——以及任何好的治疗——都是增加人对命运觉知的一种方法，目的是为了增加一个人对自由的体验。和他的技术决定论相反，弗洛伊德在更深的层次上给自由以沉重的打击。他一开始就想把人们从心理障碍中解放出来，由于无法对抗自己的命运而产生心理紊乱。

弗洛伊德最卓越之处就是他持续不断地与命运搏斗。在指出通过走捷径和表面的旁门左道而达到（在每一次转折时期都会遭到破坏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时候，弗洛伊德要求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求自由。即便能够达到自由，也并非一蹴而就的。

例如，在他的反向作用理论中，他指出，利他主义是吝啬受到压抑所致（当然，很大一部分宗教的确如此），宗教信仰是一种麻醉剂，是人们避免面对死亡的一种方式（很多宗教的确如此），信仰上帝是渴望有一个能关心我们的全能的父亲的表现（对很多人来说，事情显然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自由，我们在这样做时就必须要有胆量和深刻的思想，在事关我们命运的斗争中决不退缩。

我们是：慧心荣德心理（ID：huixinrongde）：一家专业的心理咨询中心，同时致力于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我们试图唤醒大多数人关注自身内心的力量，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拥有自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