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本生活经验有所体会的人，都是诗人

“诗人”、“艺术家”之所以为“诗人”、“艺术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人”本来就是“诗意地存在着”，只是因为人事纷繁，一般人常忘了这个本来之处，而记得这本的，反倒显得特别起来。

文/叶秀山

节选自《美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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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人积数千年之经验，但对自己的理解至今还是很肤浅的，甚至连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都不大容易确定。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西方的思想、文化、哲学史上，“人”被明确理解为占“中心”地位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也并不是很长的。

古代希腊早期的哲学是“自然哲学”，万物的始基是水、气、火这样一些东西，而不是人。智者学派提出“人为万物的尺度”，可谓一大转变，但直到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引入哲学，“人”才以自身不同于“自然”的特点居于中心的地位。后来的诸多哲学家们，柏拉图、康德、胡塞尔等人逐渐扩展关于“人”的探讨，反反复复，“人”的地位又变得边缘，直到存在主义才恢复了”人“的中心地位——

尽管“生”、“死”都是荒诞的，但人“活着”的过程总还是在创造意义。

然而当代法国的思潮却主要是“反人道”、“反中心”的。尼采说，“上帝已死”；法国的福柯说，那个杀死上帝的人也死了。人不比上帝活得更长。上帝死了，“人”就无意义；“人”死了，“世界”也就无意义。“人”在消失中，“意义”也在消失中，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意义）“结构”都在“解体”之中。

没有想到，人想了多少世代，而自身的“意义”反倒成了问题。一点也不错，就科学来说，“人”永远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定义性概念”；人世间之所以老是存在着问题，不但是因为“人”老在提问题，而且还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因为“人”本身是一个问题，所以康德在思考了“科学知识”、“宗教”、“伦理”之后，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人”并不是要给“人”下个定义，而是要人去理解“人”的“意义”，这个“意义”在概念知识上永远是问题，但却可以在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领悟出来。

人的生活本身提供了人“认识自己”的这种权利，而不断地打破概念知识所给出的各种定义框框。“人”的意义在活生生的生活之中。“人”生活在世界之中，自从“人”有了这个世界之后，“人”就有了意义，所以“人”的意义并不完全是自身产生出来的，不是自身“创造”的，而是从生活、从“世界”体会、领悟出来的，是生活的世界教给我们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看到，过去许许多多关于“人”的定义或学说，都依然成了问题。“人是有理智的动物”，“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使用符号、工具的动物”等等，都不被认为是完满的，“人”甚至也不能归结为“社会的动物”，因为“人”本不是“动物”，在“动物”的前面无论加什么形容词都概括不了“人”的本质，人类学的研究不能使“人”自身缄默。

哲学的情形也不见得好一些。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然而不但从“我思”推不出“我在”，而且“我”也不等于“我思”，“人”不是思的主体，不是精神的实体。“人”不是“神”。

所以海德格尔说，“我在故我思”。这里的“在”，当然不仅仅指物质性的、自然性的存在，所以“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活”，“我在”是我的活生生的存在。我的活生生的存在就是我的非生物意义上的“活着”，不是“植物人”、“动物人”式的“活着”，而是真的“活着”，这样，“我在”，就是“我活着”，而“我活着”，则必定可以推出“我思想”，这里已不是逻辑的推理，而是历史的、现实的推理，“我活着”是“我思想”的历史的先天条件。“我活着”的“活”，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本生活经验里的语词，是基本生活世界里的“度”。

“我在故我思”，我活着，我一定在思想，这里的思想是“活”的思想。什么叫“活的思想”？“活的思想”即“自由的思想”，“我活着”亦即是“我是自由的”。我的自由是从不自由来的。我之“生”是不自由的，所谓“身不由己”；我的自由终要归于“不自由”，我之“死”也是不自由的。但我活着，我就是自由的、自主的。

“生”、“死”按某种意思来说，都不是人的事，而是自然的事，是无可选择的。“自杀”不是自由的选择，不是自由的表现，都是被迫的，常常值得同情，但哲人们（包括康德、萨特等）都是不提倡的。“生”、“死”既然不是“人的事”，则理应置之度外，人既不可孜孜以求“长生”、“不死”，也不应因必死而烦恼。

然而“人”毕竟是有限的存在，人都是要死的，“人”的这种有限性，是“他人”所提示给我们的。事实上，中文中的“人”，首先是指第二部分人及其世界——“人诗意地存在着”、“他人”、“别人”。在他者的视野中，“生”、“死”又都当另一种意义。

在谈到“他人”时，我们首先还要回到以前讨论过的“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首先是“他人”的世界。“他人的世界”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我们所谓的“世界”是包括了“（他）人”的世界，而不仅是自然界，二是“我”的一切“知识”，我对我生活的世界的“知识”，是“他人”教给我的。

“世界”像个大舞台，而不像一幅风景画。“我”自出生以来，就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活动，与“他人”打各种交道。“我在世界中”根本上说就是“我在他人之中”；我跟世界的关系，就是我跟他人的关系。

我们说，“世界”、“天地”养育了我们，但主要是通过“他人”养育了我们。“他人”授我以生活的知识（科学）和技能，以及那相对独立的生活的能力，在这同时，也授我以人伦的观念，以协调“我”与“他人”的关系。“他人”使我成为社会性的存在。我的一切尺度，都以“他人”为基础，“人是万物的尺度”，首先是“他人是万物的尺度”。

同时，“他人”亦授我以“人”自身的尺度，“他人”使我成为“人”，使“我”与“人”认同。生活在“他人”之中，“我”才是“人”。“他人”塑造了“我”。“他人”是“我”的创造者，并施恩泽于“我”。

然而，“他人”却始终不可能是“我”，“他人”永远在“我”之外。“他人”在“我”对面，而且永远在“我”对面，但“他人”又不可能成为我的概念的对象，“他人”不是“我”用科学研究的办法所能完全掌握、完全理解的，要理解“他人”，必须和“他人”在实际生活中“打交道”，但即使是这种“交往”，也不可能使“他人”的“自在性”完全变为“为我性”的。“他人”对“我”永远为一个谜，“我”对“他人”的理解永远带有猜测性。

“他人”这种不可归结为“我”的特点，使“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知识的主体，而必须保持着活生生的人的基本性质，“他人”时刻在提醒着“我”作为基本生活世界的一分子。世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政治家等等，都同时是有七情六欲的基本（普通）的生活中的“人”，而不可能成为“纯知者”。

“他人”不是另一个自我，“世界”不是由一个个“自我”组成，而是由“非自我”的“他人”组成，“自我”只有在“他人”中才能存在，“他人”掌握着“自我”的“命运”；“自我”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社会决定着个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竟然可以说，“自我”只是“另一个他人”，“自我”、“个体的我”会不断地异化为“他人”，“我”经常处于“非我”的境遇中，因此，“自我”既非纯知识主体，倒也不可能是纯意志主体，“自我”不可能为所欲为。

于是，“自我”会有不愉快、烦恼，因“他人”掌握着“我”之命运，而且并不总是施恩于“我”，“他人”也可以加害于“我”。社会总是会有斗争。社会上一切矛盾斗争，包括天灾人祸，都提示着一个基本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提示着“我”作为这个世界成员的身份。

“他人”授人以知识（包括关于自然和关于社会的），但却隐匿着自己，“他人”永不能概念化、知识化，甚至关于社会的一切知识也不能让“他人”真正透明。“我”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他人”在社会的舞台上表演得如何淋漓尽致，但却仍然“隐匿”着，永远保守着自己的秘密。

“他人”唯一不能保守的“秘密”是他的“生”和“死”。“生”为秘密之开始，“死”为秘密之结束。“生”、“死”本身并无秘密可言。“他人”只有在面对生死关头时，才“吐露”一些他的秘密，但最终还是把他的秘密带走。这样，生、老、病、死常是诗的主题，“病中吟”常可透露一些人生的意义。诗人、艺术家不是把生、老、病、死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来观察，也不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而是当作那基本生活经验的一种“提示”来体验，来吟诵。在这里，“生”、“死”都有一种“活”的临界点的意味。“大限”是说活的限度，这个限度因“活”而设，因此艺术中的“死”，是活人对死人的“悼亡（念）”。

从这个意义说，生活中的“人”，是以生、死为“始”、“终”的活生生的人，是有限的理智的存在者。活生生的人是有七情六欲、有理智、有感情、有喜怒哀乐的人，不是纯理智性的，也不是非理智性的。在基本的生活经验世界里，“人”就是完整的“人”，而不是“科学家”。他的所思、所想，不是纯概念的，而是“诗意的”，他的所作所为不是纯功利的，而是“艺术的”。所以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存在着”。真正生活里的人，就是哲学意义上的诗人、艺术家。

“诗人”、“艺术家”并不比别人多出什么感官，或有什么特别的功能，不需要特异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对基本的生活经验有所体会的，都可以是“诗人”、“艺术家”。“诗人”、“艺术家”之所以为“诗人”、“艺术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人”本来就是“诗意地存在着”，只是因为人事纷繁，一般人常忘了这个本来之处，而记得这本的，反倒显得特别起来。